專任教師參與研究計畫

近年，「人文數位化」成為擴充學術研究視野的重要途徑之一。緣此，人文學科與數位科技領域的連結愈形緊密，文學與文化研究模式也逐漸與以往傳統文本研究有別，藉由網站、資料庫與社群媒體等不同的資訊媒介，提供研究者更多的發想可能與詮釋途徑。在此，本計畫將南社（1909-1923）置放在近代文化、歷史、文學、傳播、教育、政治、外交等層面來看， 實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團體。其成員逾千之多，知名者如柳亞子（1887-1958）、高旭 （1877-1925）、陳去病（1874-1933）、汪精衛（1883-1944）等人，影響範圍相當深遠。再者，1949 年後，部分成員（于右任、成舍我等）渡海到臺灣，並於臺灣渡過晚年生活，對當時的教育、文化風氣產生影響，與臺灣亦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申請人從事南社研究多年，近年來傾力於南社文獻（如《南社叢刻》、南社成員所創作的詩話）的蒐集、分析工作已有相當成果。以詩話為例， 目前已經蒐集到將近 150 位南社成員的作品，整理完成之文本字數量更高達一百五十萬字以上， 其中為申請人實際走訪各地（臺灣、中國）圖書館與學術機構所得，亦得相關學者及南社後裔提供之利，取材費時耗力，實為珍貴。本計畫研究基礎在於申請人多人來已得之諸多文本資料及研究文獻，經由網站及媒體社群的傳播與經營，提供南社研究相關資訊及與獻材料，亦可為尚未對南社進行 關注的學者，提供更直接便利的南社視角，擴充、補白近代文學、文化、歷史等面向之研究視野，致使學術知識更為普及，並促進與南社研究議題的互動交流，擴增南社研究的學術能量。

南社（1909-1923）向來被視為晚清匯聚革命菁英的社群，實際活動則集中於民國初年。1917年後，南社內訌不斷，加上新文化運動與政治社會變遷等影響而走入歷史，但餘響未歇。其中又以新南社（1923-1924）、南社湘集（1924-1937）、北山詩社（1924-1925）引發的「眾聲喧嘩」，最具研究價值。

本計畫為期三年。擬以縱向時序為經，並時性文化空間為緯，針對新南社、南

社湘集、北山詩社與舊南社的區隔與連結，追步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回望古典文學的歷史情結，以及社員的互動、跨足，文學觀的交叠與歧出等面向研究，期以建構「後南社史」。南社解體後，上海、長沙、香港等地的舊南社社員尋找異質空間、建置文化記憶，得以聚合共時維度與集體認同。在後五四文學依舊彷徨的年代，表明自身的文學立場、凝聚新的地方視野等民初社群整合與分殊之現象，實不容小覷。研究規劃概述如下：

第一年：以新南社為主體，探查其創作轉向。1923年，新南社為應和新文化

運動在上海成立，1924年5月出版「白話」的《新南社社刊》。高達三分之一的舊南社社員與新加入的成員，必須調節「引納新潮」和「整理國學」；新文學作家劉大白、沈雁冰等人入社，以及《新黎里》、《新同里》、《新周莊》等報刊在蘇州一帶刊行，對新、舊南社文學心態與情感結構亦產生撼動。

　 第二年：探究南社湘集與舊南社、新南社，和新文化運動之關係。陳去病、余十眉、姚光等人跨足新、舊南社和湘集，他們與社友的文學意見如何取得平衡？南社湘集以「保存南社舊觀」名義成立，社刊《南社湘集》「均以文言為準」；但傅熊湘與胡適交情匪淺，曾合作編輯《競業旬報》，傅氏對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尚待勘察。透過三劉（劉鵬年、劉約真、劉今希）、双田（田興奎、田名瑜）、湘中五子（傅熊湘、謝晉、姚大慈、姚大願、崔師貫）等核心社員的考察，可見湘集建構的異質空間與文化記憶。

　 第三年：考察南社湘集與北山詩社之關係。《南社湘集》記載北山詩社的雅集活動，在香港舉行四次雅集；北山詩社是香港百年來的最大詩社，成立時間與湘集接近，北山堂更是兩社在香港雅集時的「最愛」。而蔡守、鄧爾雅、崔師貫、勞緯孟等人跨足兩個社群，透過組織架構、報刊發表（《長沙日報》與《華字日報》）、社員互往，以考察故國的湖南與殖民地的香港（含廣州）所聚合的情感共同體。

本研究以明末清初曹洞宗高僧浹水淨洽（1613-1671）之著作為核心，採文獻學之進路，蒐集、整理並考證浹水淨洽著作的不同版本、源流，為明清禪宗思想、禪宗歷史的研究提供較佳的文獻基礎。浹水淨洽的著作十分罕見，目前僅有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自日本所請回之《浹水洽禪師語錄》，其餘則有偈頌若干首收錄在《宗鑑法林》中。《浹水洽禪師語錄》則是過去從未發現過的希見典籍，內容包含浹水洽禪師上堂說法之語錄、偈頌，以及序、跋、雜文若干篇。浹水淨洽為明末清初曹洞宗僧人，為瑞白明雪（1584-1641）法嗣，亦為湛然圓澄（1561-1627）之再傳弟子。入清以後，越中曹洞宗之統系仍有傳承，對當時尖銳的僧諍問題也有提出論述。然而，過去尚未完整蒐集他的著作，作出基本的整理工作，難以提供學界更多材料以理解湛然圓澄一系曹洞宗在僧諍事件中扮演的腳色和看法，實為清初禪宗研究的一項缺憾。本計畫預期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浹水淨洽語錄，並對其版本與文獻流傳進行進一步的考證，以期殿定未來拓展清初禪宗史研究的文獻基礎。

本研究以唐宋道教內丹學之演變為題，旨在探討內丹學如何自魏晉南北朝道教修練傳統汲取資源，發展出獨特的丹道學說和身體修煉術。具體而言，唐代以降的內丹術在以下幾個方面與前代有相當大的區別：首先是基本脫離上清派等道派存想體內神的修煉方式，不再發展體內神神格化的道路，也拋棄殺死三尸神的思考模式；其次，丹道學說中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的三段式理論逐漸成為主流，而借鑑於外丹九轉還丹的九轉系統則漸無後繼者，甚至受鍾呂丹道的影響，反以三段式理論來理解自己實踐的九轉系統。這些變化如何產生，對後世丹道的影響有多大，都是目前學界尚未完全探明的課題。因此，本計畫擬選取唐宋內丹學重要典籍進行研讀，除探明書中內容外，期能更進一步將唐宋之際內丹學發展的軌跡聯繫起來，尋覓出內丹學轉變原因的線索，從而對目前研究認知未明之處提出補充與修正。

本計畫旨在藉由方以智的語言學、聲韻學之研究，探討其《易》學理論如何成為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礎。方以智曾提出過「聲氣不壞」、「聲數同原」說，將聲音和和氣、數聯繫起來，使得聲、氣、數在本體論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本體論內涵，但是又落實在現象層次上，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具體來說，音樂聲調的高低和節奏的長短都需要用數學推算，韻書的圖表需要用《周易》的象數圖示來表達，這使得聲、氣、數的結合在《易》學的基礎上得以實現。由於方以智主張數學的根源來自《周易》，《易》數的推演具有內算的術數內涵，因而具有神秘意義，能幫助學者預卜未來吉凶；《易》學與聲韻和音樂學的結合，便為這些知識賦予術數的內涵。由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認識方以智的自然科學研究如何建立在《易》學的基礎上，受到《周易》宇宙觀的規範和影響

在現今台灣的大學課程架構中，常被戲稱為「高四國文」的「大一中文」課程，始終是一個定位游移的存在，經常隨著不同的教學環境與課程核心，呈現紛歧的樣貌。「大一中文」的內容與形式應該為何？它和其他學科、和當代社會環境的對話關係該如何開展？當「大一中文」被其他學科不斷要求其必須提供存在的必要性，它的價值核心是什麼？它又當如何答覆當代社會迫切的「實用」要求？這些問題使本人近年在進行大一中文的教學實踐時，試圖回到「文學是什麼？」的起點，進行一種本質性的思考，並且嘗試發掘其當代詮釋。本計畫提出「廢力」的概念，嘗試有效地解決上述所提及的幾個面向，包括教材、授課對象、教學方式、社會的實用期待等四大問題。本計畫企圖透過「廢」的路徑，以「廢」作為方法論，鍛鑄一堂「可能沒有用的」大一中文。課堂內容圍繞著「廢」的概念，重新詮釋「文學」的當代價值，正在種種廢墟、醜陋與斷裂之中，試圖撿拾碎片，進行創作。課程內容並對應當代大學生普遍的廢人狀態與厭世心態，透過對作為「廢物」的自己進行自我觀測，發展其「廢力」，從中培養出書寫與閱讀的語文能力。

本計畫將賴香吟的作品放置在八、九○年代的解構思潮與後殖民思考的雙重脈絡下，以解嚴（1987）與野百合學運（1990）作為切入的時間點，討論其小說中「抒情主體」的特殊形貌，與複雜的主體皺褶。本計畫認為九○年代這種碎裂的「抒情主體」，和八○年代自我反詰的後現代解構思潮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聯繫。賴香吟寫於這個時期的作品，充滿強烈的抒情性質與逃避傾向。其中所展現的「抒情主體」，也經常呈現一種對「抒情」本身的罪惡意識。本計畫討論賴香吟小說中的這種「有罪的抒情風景」，並將之和九○年代知識分子自我主體的挫敗與崩塌，進行辯證性的連結。嘗試透過「野百合學運」這個集體性的政治事件，對位出賴香吟所屬的九○年代「內向世代」的作家，朝向內在逃逸的寫作路徑，並藉此拉出一條1960年代戰後現代主義乃至九○年代的、「抒情主體」的演化路徑。本計畫也將

透過賴香吟的個案研究，思索一種連結抒情主體與文化政治的方法論。

本研究以《中原音韻》桓歡韻為樞紐，研究漢語音韻史中古後期至現代音-uan、-an韻母的演變，並探討該問題所牽涉的宋元詞、元代北曲、宋元南戲，與相關的江淮官話、晉語、吳語、贛語等漢語方言之間的語音關係。本研究將釐清近代音系桓歡韻於元代獨立自寒山韻又於明清消失的語音根據，並探討現代江淮官話、晉語呈現出桓歡韻音類架構的語言現象。

《中原音韻》是漢語近代音研究的起點，過去的音系研究以傳世文獻材料為主，本研究將在從現代漢語方言材料切入，比對呈現桓歡韻音類間架的江淮官話以及晉語，由此檢視桓歡韻的歷史演變軌跡。宋元南曲戲文的載體吳語方言也是重要的參照組，周德清身處元代中葉北曲雜劇和南曲戲文在杭州同時發展時期，唱念南戲的「吳語」是周德清意圖「正語」的對象，但在北劇南曲交互作用的時代，吳語的音韻架構仍是檢視《中原音韻》獨立出桓歡韻的重要對照組。

最後，本研究將從音韻系統內部檢視構擬出的近代音系元音格局、韻母結構等音系問題。桓歡韻收舌尖鼻音尾-n，討論桓歡韻音變應同時對照系統內-m及-ng等鼻音尾韻類的音變狀況。此外，若桓歡韻是北方官話過去的普遍特徵，桓歡韻的消失應可在系統內部發現平行或相近的音變痕跡。

玄言詩盛行於兩晉時期，是當時文人普遍創作的詩歌體裁。由於其抒情與手法呈現上均與傳統主流悖離，故鍾嶸評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也成為至今學者對玄言詩的普遍評價，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玄言詩始終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誠然，玄言詩本身有藝術價值上的缺陷，但對日後田園、山水詩以及說理詩風的產生及影響，其地位是不可抹滅的。近年學界已有投入玄言詩研究者，試圖重新審視玄言詩的發展與價值，然多著眼於詩歌本身題材與體例的演變，或是與玄佛思想的結合探討，較少從社會風氣與士族文化層面切入。職是，本計畫將焦點置於兩晉時期的門閥與士人風氣，試圖由門第觀念、家族學風、人物品題、清談文化、文人集會、士人心態等方面，對玄言詩的嬗變做出研究。冀望經此研究計畫，能更瞭解玄言詩的發展脈絡並提出客觀評價，亦能對兩晉時期社會與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開拓更多文學與其他領域結合的跨領域研究。

本研究計畫題名為「『良知』與『良知工夫』：陽明學者（Yang-Ming school）的工夫（self-cultivation）隱喻之研究」。

本研究計畫是申請人近來理學隱喻系列研究的深化，企圖將陽明學裡，關於工夫的隱喻做一整理與討論，並藉是彰顯陽明學者的工夫思維，進而衡定其在理學隱喻傳統中的意義。

理學的工夫論，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鎮，也是讓眾多研究者神迷之處。在這個計畫裡，我們將在文獻學基礎上，從隱喻視野，並運用思想史方法，探討陽明學者的工夫隱喻，從而省視陽明學工夫論的特色與可能的缺口。在分析陽明學者工夫隱喻案例中，我們亦可劃其類型。王陽明「致知工夫」的提倡者，而王龍溪與羅近溪，則是陽明後學中，講「致知工夫」最具特色的人物。這三位心學大師，都有不少的工夫隱喻。從陽明代表的工夫隱喻基本型，到龍溪、近溪的亞型，我們不僅可縱向地看出這三種類型的發展，也可橫向地比較這三種類型的殊異。而系統地看，他們又展現出義理與隱喻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不僅見於陽明學或理學，或是釋家道者，而是中國古代思想的殊勝處
    本計畫擬將研究過程與成果，將以四篇主題論文的形式，在專題研討會和專業期刊進行發表，除了敬請師友指正外，也邀請學界專家學者留意並參與此學術議題的討論。

1945年日本敗戰，對曾歷經殖民統治的青年而言，戰後，頓時成為「失落的世代」(lost  generation)，就詩學而言，一般俗稱他們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是以，他們是一群具有共同心靈創傷經驗的「歷史世代」，而這群世代的詩人，其文學歷程的發展，自一九五○年代的出發期至一九七○年代的成熟期，隨著時局的轉變而詩風有所消長、變異，此一歷程，可被情節賦予(emplotment)，以「敘事模式」的理論與方法加以梳理，分為開頭、中間、結尾三個不同階段的發展，期間的情節發展，與詩人個人的生命史、歷史意識、身分認同相互關係，構成複雜多層的文學面貌。

由於，構築此一世代文學史的結構，茲事體大，礙於時間與能力之故，擬先以陳千武戰後詩學為對象，展開此一世代文學發展的考察。若以「敘事模式」檢視陳千武戰後的詩學歷程，亦可將此視為一歷史敘事，透過陳千武的生命歷程及詩語表現，爬梳出開頭、中間、結尾的敘事「情節」，開頭：陳千武因戰後面臨歷史命運的驟變及語言轉換的艱困，其詩的表現抒情而哀愁；中間：反思個人存在境況及其戰爭經驗，透過對日本近代詩學的譯介與吸納，詩的表現，重新恢復台灣歷史意識的召喚及知性表達；結尾：一九七○年代後，隨著時局的開放，個人現實詩學的風格確立，再次成為戰後重要的代表詩人之一，展示其世代詩人於戰後文學的「跨越」軌跡。

這一世代的文學考察，其重要的意義在於，釐清台灣戰後「詩的兩個球根」的發展脈絡，使以往模糊、斷裂的另一球根的詩學發展，能夠有機會建立起更清晰、完整的文學軌跡，同時，也重新引領我們看見他們崎嶇曲繞的「跨越」之路，貼近這一歷史世代的文學心靈。

本計畫研究中古手部與足部肢體動作動詞之語義演變。首先在語義方面可見肢體動作動詞有由明顯四肢動作義，引申到其他身體部位動作，乃至心理之認知感受以及各種抽象動詞之用法。再由不同的語義可以發現中古肢體動作動詞也發展出各種不同雙音組合，有同屬肢體動作之組合、引申部位動作之組合、心理動詞之組合乃至各種偏正、述補組合。相較於原來的單音動詞，這些雙音組合更有各種或及物或不及物、搭配不同徵性之主語賓語的語法表現。本計畫將從上述面向整理討論中古此類動作動詞，除了個別引申方式之外也將嘗試尋繹此類動詞是否有共同演變通則。

南社（1909-1923）向來被視為晚清匯聚革命菁英的社群，實際活動則集中於民國初年。1917年後，南社內訌不斷，加上新文化運動與政治社會變遷等影響而走入歷史，但餘響未歇。其中又以新南社（1923-1924）、南社湘集（1924-1937）、北山詩社（1924-1925）引發的「眾聲喧嘩」，最具研究價值。

本計畫為期三年。擬以縱向時序為經，並時性文化空間為緯，針對新南社、南社湘集、北山詩社與舊南社的區隔與連結，追步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回望古典文學的歷史情結，以及社員的互動、跨足，文學觀的交叠與歧出等面向研究，期以建構「後南社史」。南社解體後，上海、長沙、香港等地的舊南社社員尋找異質空間、建置文化記憶，得以聚合共時維度與集體認同。在後五四文學依舊彷徨的年代，表明自身的文學立場、凝聚新的地方視野等民初社群整合與分殊之現象，實不容小覷。研究規劃概述如下：

第一年：以新南社為主體，探查其創作轉向。1923年，新南社為應和新文化運動在上海成立，1924年5月出版「白話」的《新南社社刊》。高達三分之一的舊南社社員與新加入的成員，必須調節「引納新潮」和「整理國學」；新文學作家劉大白、沈雁冰等人入社，以及《新黎里》、《新同里》、《新周莊》等報刊在蘇州一帶刊行，對新、舊南社文學心態與情感結構亦產生撼動。

　 第二年：探究南社湘集與舊南社、新南社，和新文化運動之關係。陳去病、余十眉、姚光等人跨足新、舊南社和湘集，他們與社友的文學意見如何取得平衡？南社湘集以「保存南社舊觀」名義成立，社刊《南社湘集》「均以文言為準」；但傅熊湘與胡適交情匪淺，曾合作編輯《競業旬報》，傅氏對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尚待勘察。透過三劉（劉鵬年、劉約真、劉今希）、双田（田興奎、田名瑜）、湘中五子（傅熊湘、謝晉、姚大慈、姚大願、崔師貫）等核心社員的考察，可見湘集建構的異質空間與文化記憶。

　 第三年：考察南社湘集與北山詩社之關係。《南社湘集》記載北山詩社的雅集活動，在香港舉行四次雅集；北山詩社是香港百年來的最大詩社，成立時間與湘集接近，北山堂更是兩社在香港雅集時的「最愛」。而蔡守、鄧爾雅、崔師貫、勞緯孟等人跨足兩個社群，透過組織架構、報刊發表（《長沙日報》與《華字日報》）、社員互往，以考察故國的湖南與殖民地的香港（含廣州）所聚合的情感共同體。

本計畫以李渝作為研究個案，主要聚焦討論李渝在保釣運動挫敗後、於1980年左右重新提筆書寫的小說作品，分析這些作品中關於歷史、時間與書寫行動等命題。李渝於1960年代進入台大外文系就讀，小說作品發表於《現代文學》等刊物，深受當時文學主流的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思潮影響。她寫於1960年代的作品可視為是戰後現代主義「橫的移植」（horizontal transplant）的典型文本。然而，七０年代，她所參加的北美保釣運動及其挫敗經驗，卻為她的文學寫作帶來轉折性的意義，並直接影響了她在八０年代開始的小說創作。這個轉折，由於引發了主體個人精神史的塌陷，因此它也可被視為是主體認同的一種危機。它所啟發的書寫──被李渝稱作來自一種「抒情時刻」的寫作，也可視為一種來自危機的書寫。而「危機」與「抒情」，都是戰後現代主義與現代抒情傳統兩種論述框架的起源。本計畫認為李渝的個案將有效地為「戰後現代主義」內在的倫理性動能和「現代抒情傳統」中對歷史、離散、時間與書寫等共享的命題，提供整合與分析，並且更能定位台灣戰後現代主義在世界冷戰體制中的位置。

本計畫以南宋陸游作為考察個案，探討其自我書寫中的表現。陸游是喜好書寫自我的詩人，無論是彰顯各類身分或形象或從各種角度展開自我描述，都有強烈而獨特的表現。此外，陸游作品數量龐大，創作時間漫長，在南宋文學中有典範地位，因此其「自我書寫」的諸多表現，更具有彰顯時代特色的文學價值。在論文中，筆者分別從「陸游的自我認同：從唐代典範詩人的角度」、「別人如何看我：從他人角度書寫自我」，藉由兩個角度的聚焦與文本分析，探討陸游「自我書寫」的創新表現。從研究結果來看，陸游透過賀知章、張志和、陸龜蒙等唐代詩人的接受與認同，表達出放浪於江湖的理想。同時透過描寫被眾人注意的「我」，書寫被客觀化的「自我形象」。

本研究計畫題為「明末清初傳奇劇作中的虎丘地景書寫研究」，以七部重要關目書寫虎丘地景的現存傳奇劇作為觀察對象，所欲探討的問題是：歷史真實地景與戲劇虛構地景之間的差異為何？是否發揮其地理特徵、結合歷史傳統，作為推動劇情、形塑人物、演繹劇旨之用？是否呈現虎丘地景之普遍性與象徵性？是否顯示著虎丘地景之差異性與特殊性？是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社會風貌、文化圖像與時代意義？目前學界的地景研究多以傳統詩文為討論對象，尚未全面以傳奇劇作作為地景研究之文本，為本計畫之原創性；重要性首先在於提供新的研究視野，其次在於建構虎丘地景展演於傳奇文本的多樣性。本計畫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乃分三層面：首先，以文本為核心，從題材擇選、人物觀視、劇情發展三面向思考地景書寫所發揮的作用；其次，以地景為出發點，統整虎丘地景展演於傳奇劇作之多樣性；其三，結合明清時代背景，探討明末清初傳奇劇作中的地景書寫所反映出的社會樣貌；其四，從明清社會樣貌中，探索地景書寫所隱含之世變觀照；最終總結以明末清初傳奇劇作探討虎丘地景書寫，實乃呈現出社會背景、生活環境與生命情態交織的人文景觀，建構虎丘地景豐富的文化圖像，可說是從另一新的角度，展示出傳奇文本的奧秘，是為本計畫對於學術研究預期作出的貢獻。

本計畫執行共計兩年，本年度為執行期之第二年。研究重點集中於南社社員於新文化運動前後，在北京刊物上的作品發表與投身教育場域的觀察。1917年北京爆發張勳復辟事件，是年，南社內部也因唐宋詩內訌，社員在《民國日報》、《中華新報》等處激烈筆戰，造成內部分化、南社解體。期間，旅美的胡適（1891-1962）與南社社員（如柳亞子）也時有筆戰，顯見南社在五四運動之前，已與胡適交鋒。實際上，南社屢受新文化陣營攻擊（如魯迅、胡適等人），卻也不乏新文化運動的盟友（如《新青年》收錄南社社員之作），甚至吳虞、黃節、沈尹默、吳梅、黃侃等人，都曾在新文化陣地─北京大學任教，並發表與《新青年》立場相異的文章（如《國民》、《國故》發表之文）。凡此，因應新文化運動的潮流，南社在民國之後的文學、政治、學術與教育等版圖的重組、更迭，社員在北京與新文化運動陣營的離合現象，以及在大學教育現場產生影響等議題，極具研究價值，是為第二年研究軸心。

本計畫「中古手部動作動詞研究」屬於專類詞彙研究。以中古傳世文獻中所有手部動作動詞為研究對象。手部動作既可以是徒手自發之動作動詞，也可以是憑藉或透過工具發出的動作。因此有握持、置放、奉拱、取捨、提拉、搔摸、搖擺、掏挖、擊打、持具、清洗、編織、書寫等類。除了歷時演變之外，亦著眼於南北朝時期的南北詞彙異同。研究將由雙音組合、義素分析、詞彙更替、詞語搭配、句式類型等面向展開。

從前期計畫研究發現，相較於上古與現代，中古是雙音組合樣式最豐富的時期。以詞與詞的組合可以發現同義近義關係，以及不同的詞義引申情況。以「播」為例，有「播穡」、「播殖」為種植義。「播越」、「播蕩」、「播散」、「播遷」、「播徙」為離散義。「播揚」、「揚播」、「播流」為散布義。各義之詞語搭配與句式類型各有不同，如離散義多不及物用法，而主語語義徵性為[+生命]；散布義則帶賓語如「仁風」、「徽音」、「道教」、「令名」等。雖「播流」兼有離散與散布義，其句法表現則各自有別。藉由各種不同面向研究，方能了解手部動作動詞全貌。完成此一專類研究可為中古詞彙史研究的基石。

漢魏六朝時「神女」與「閑邪」辭賦紛呈，至今能全其貌者雖不多，但仍足以窺見其旨趣與情節；如兩者內容皆與男女情愛密切相關，旨趣向來也被認為意在諷戒女色。唯敘述模式略有差異，前者男子偶遇神女，雙方雖互有情意但因人神道殊被迫分離，最後神女憑空消失，令男子惆悵失落。後者則開篇極寫某一美女之豔麗，令男子極其動心，但礙於道德禮教不敢貿然追求，經過劇烈的痛苦煎熬，最終仍決意遏止情欲靜定其心，成就了自我之道德操守。 兩類辭賦篇章，都表達出了男性對於美女的傾慕、盼望愛情的殷切，及失戀的痛苦；還可更進一步，發現之中反覆出現某些意象與抒情方式。如男性因思念焦慮總在夜裡失眠不寐，於是徘徊庭院或戶外的舉動；又描繪女性之美時，賦家常以自然景物相互擬喻；以及在篇末雙方即將別離或已經別離後，會出現黯然神傷的男性或女性以歌唱、鳴奏樂器之類的樂聲傳達情緒。這些意象與情節，既能抒情，也推演著辭賦的敘事節奏。 本計畫即擬就辭賦中，「失眠意象與夜遊情景」、「自然意象與女性之美」、「聲樂意象與情意傳達」三個議題加以探究，分析上述三種意象與情節背後，有何深厚文化底蘊，以致在漢魏六朝此二類辭賦作品中反覆被運用，形成特定的抒情方式。

本計畫將研究漢語語音史中古後期至近代音果、假二攝的合流與構擬問題，並探討果、假兩攝合流現象所牽涉的唐、宋、元韻文，中古後期傳世韻圖，與相關漢語方言之間的元音演變。 宋元等韻圖合併「果、假」攝為一圖，但中古晚期的傳世韻書幾乎沒有平行現象，現代漢語方言絕大多數也是果、假分立，讀音很少相混，這使人疑心當時果、假二攝被合為一圖背後的語音特徵。 根據馮蒸（1989）的研究，唐宋詩詞果攝字與假攝字通押，而宋元南戲與宋元韻圖則是假攝字混入果攝字，這兩種押韻模式正巧相反。我們認為，上述相反的押韻行為，正是因為中古漢語北方官話與南方的吳語方言音變模式不同使然。 官話歌韻字與麻韻字的對比由*：*a轉變為o：a，元音結構的轉變，使中古早期多數人可以區分的前後-a對立變得不易區分，以致中古後期果攝字混入假攝字押韻。吳方言的變化則是起於元音大規模「鏈移」，當中假攝字*a>o，因此使得假攝字混入果攝字押韻。 語音的演變是「詞彙擴散式」，需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才能擴及到所有詞彙。唐宋詩詞、宋元南戲，宋元等韻圖中所顯示的果假合流跡象，正好是音變過程中新舊讀音尚未確立的中間階段。音變完成後，不論是官話或南方吳方言，果攝與假攝的讀音涇渭分明，皆不再相混。 關鍵字：等韻圖、漢語史、中古漢語、吳方言、元音鏈移、語音變化

自先秦以來，就有「君子固窮」、「憂道不憂貧」之說，逐漸內化成士大夫的道德典範與人格理想。唐人開始追問為何詩人文士命運多坎坷且窮困，有詩能窮人的表述。至歐陽修提出「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之說，正式形成詩、詩人、工、窮之間的多層次關係，不僅深化了唐人的看法，更引起宋人熱烈的討論。宋人對此論題多有所回應與表述，形成獨具特色的論述範疇。本計畫在學界已有的成果基礎上，將此論題顯題化為「詩窮」論。從唐代到南宋，「詩窮論」有其不同的理論關懷與表述，每一論點也有其內在的詩學脈絡與歷史語境，涉及創作論、文體論、詩人論的相互辯證，也涉及創作主體與社會文化、詩歌本質與生命實踐的互動對話。 在「詩窮論」之理論建構方面，本計畫得出的成果：一、唐人主流理論是「詩能窮人」，強調詩人多窮的現象主要來自於不可掌握的客觀限制，諸如天命與政治環境，並表現出對「窮」的被動接受。到宋代之後，則發展出「窮而後工」說、「詩能達人」說、「窮而不悔」說。二、到宋代，關注焦點轉移至作品之「工」、詩人如何處窮，北宋詩人對「窮」更出現多元而開放的態度。三、南宋對詩人之窮的現象，出現積極而正向的解讀，並由此發展出與宋代詩學相應的詩學理論，強調窮而不怨的創作精神，甚至把窮視為評論詩、評價詩人的準則之一。這是唐宋「詩窮論」的大致架構與發展。 此外，本計畫更以楊萬里（1127-1206）、陸游（1125-1210）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正式發表兩篇期刊論文以為計畫成果。「詩窮」論題發展至楊萬里，他超越「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的論述，著重闡發「窮」對於詩人主體與身分所產生的意義。楊萬里一方面強調「詩人」注定與饑寒窮困相伴，一方面又彰顯「樂而不憂」、「窮而不悔」的自由精神。透過與政治人物的對比，突顯詩人個體內在超越性的傾向，進而強調真正的詩人是以無悔無懼的精神，傲視權臣貴宦，在窮困潦倒中甘之如飴地創作。 同時，本計畫也探究陸游面對貧窮之際的「處窮」書寫以及對「詩窮」說傳統的表述。透過考察可知，在陸游漫長生命歷程中的貧窮自述與處窮書寫，並非牢騷窮愁的抒發而已，而是從其中建立了獨特的處窮態度與「詩窮」表述。躬耕是陸游面對貧窮困境的必然選擇，在自食其力中確保存在的尊嚴；讀書則激發出抵抗貧窮生活的精神力量與存在依據。同時，與北宋以來強調個人內在道德節義的風氣一脈相承，陸游也強調，貧窮能彰顯個體堅守道義，無愧於心的道德修養。此外，舉凡「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都在陸游作品中獲得深具創見的轉化，從畏窮避窮到積極承擔，以窮為助力等。透過綜論性的理論建構與個案研究，可證「詩窮論」實為唐宋時期重要的詩學論題，綜合了作者論、創作論與文學社會的古典詩學。

光陰的流逝與人生的瞬息萬變，是存在於真實生命中的一種形而上的焦 慮，同時也是文學裡經常出現的主題。這樣的人生課題同樣出現在明清女性作 者身上。然而當她們選擇以戲曲劇本作為一種載體來表述自身對於時間議題的 思索時，就不僅止於停留在一種瞬間的抒情感悟，而是藉由一個完整的敘事與 文本時空，架構出她們對於有限人生的具體想像。劇本所反映出的時間意識， 不但是一種就主題上對於時間與人生課題的處理，在形式上所展示出來的「時 間結構」往往也與劇作家所存在與所認知的世界有著巧妙對應。 這份研究計畫將討論明清女性劇作家的戲曲作品裡在「主題」與「結構」 上所建構出的「時間意義」。其中包括她們如何藉由情節的開展與不同主題的 呈現，透露出她們關於時間的流動、世事之無常以及有限生涯與生死課題的思 索。其次將分析這些劇本在文本形式上所呈現的「時間結構意義」，劇作家以 殊異於現實、卻更貼近內在心理時間與生命想望的方式，在劇本結構上所設計 出時空體為何。最後則是從文本內走到婦女劇作家的真實生命，探索她們如何 藉由書寫力抗人生的短暫，以文字落實對於時間與人生課題的思考，並藉書寫 以建立生命的永恆。

本研究計畫名為「知，生死，晝夜：陽明及其後學的『晝夜』之隱喻研究」，此是申請人近年研究方向的統合，也是這陣子以來有關宋明理學隱喻研究系列的延續。 本研究計畫嘗試觀察王陽明及其後學，對於「晝夜」隱喻的使用現象，並由中分別類型，並歸納其中的思維特性，以及與義理論述結合的過程。在結合「晝夜」隱喻的源流考索，從而衡定該隱喻泛見於陽明學者手中的思想史意義。 本計畫將以「隱喻」作為研究視野，其方向是本著當代隱喻學者，如雷可夫（George Lakoff）、強森（Mark Johnson）「概念譬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等，關於隱喻本質與成形的分析方法。另外，本研究亦將在對相關文獻資料擁有確切的「文獻學」基礎上，藉由「思想史」方法，以檢視由概念隱喻所建構的內部思想體系和其存在的外部歷時流變，以求得完備的討論。 本計畫預計將研究過程與成果，形諸為兩篇研究論文，發表於主題研討會和專業刊物。除敦請專家學者指教外，亦懇請學界留意開拓此議題的重要與意義。

「笠詩社」，自1964年創社以來，至今仍屹立在台灣的詩壇上，為台灣本土詩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陣地，然而，在其成立前後，它是如何一步步匯聚與發展，逐漸成為本土詩學的代表？本專題，即是重新對「笠詩社」創社前後的文學活動及刊物編輯做一考察，檢視戰後台灣本土詩學的發展軌跡，一來更確立台灣「詩的兩個球根說」，二來可彌補台灣詩學發展的空隙。 戰後，由於政治與語言的限制，使得這一發展線索若隱若現，然而，歷史的「見」與「不見」，似乎必須透過更多的史料加以重建，如今透過史料的掌握，似乎可以重建出這一發展系譜，這一系譜，除了銜接戰前、戰後的「銀鈴會」(1943~1949)之外，1963年的《民聲日報》文藝雙週刊的「詩展望」專頁的成立，1964年《笠詩刊》的創刊，以及1965年油印刊物《詩展望》月刊的出刊，可視為本土詩學建立的一條線索，由於，日後「笠詩社」成為這一線索的主幹，因此，這一線索的考察，更是「笠詩社」的前史及側影。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從「銀鈴會」到《詩展望》月刊，都是以中部地區作為根地，因此，本土詩學的濫觴似乎有地緣上的意義，這可作為我們在建構文學史時，重新有一個觀看的視角及思維，因為，向來我們都以政治權力中心作為建構的核心，大多將焦點放置北部的文壇現象，如此一來，我們將可拓展台灣文學史研究的邊界，注入更多研究的成果。

本計畫「中古烹飪飲食動詞研究」屬於詞彙專類研究。以中古傳世文獻中所有烹飪飲食動詞為研究對象，除了歷時演變之外，亦著眼於南北朝時期的南北詞彙異同。研究將由雙音組合、詞語搭配、詞彙更替及供動語法等面向展開。 從前期計畫研究發現，相較於上古與現代，中古是雙音組合樣式最豐富的時期。以詞與詞的組合可以發現同義近義關係，如「炊」可與「蒸」、「爨」組合「炊蒸」、「蒸炊」、「炊爨」；「炙」有「燔炙」、「燒炙」組合，而兩類間並無可互組的雙音結構，可據此將「炊」、「蒸」、「爨」與「炙」、「燔」、「燒」歸為兩組不同的子語義場。詞語搭配研究如以內部論元而言，「炙」「燒」賓語多為畜肉類；分析作為「煎」「熬」賓語的物品其徵性多有油膏或是水分。飲食類動詞帶固體或是流體的賓語也有各種分別，由詞語搭配研究可以更細緻了解各詞詞義差別。詞語搭配也能體現出南北飲食文化差異，如「食」的賓語南方多為水產類而北方多為畜產類。至於詞彙更替的研究更能呈現南北差異：南方較北方使用許多更替後的新詞新義。供動式語法見於飲食類動詞，有綜合型的「飲大夫酒」與分析型的「與之飲酒」，上古漢語多綜合型而中古分析型逐漸增加。本計畫將全面統計研究飲食動詞的供動式，研究此一類型的變化。 藉由各種不同面向研究方能了解烹飪飲食動詞的全貌，完成此一專類研究可為詞彙史研究的基石。此外，由於烹飪飲食動詞屬於文化詞彙之一，本研究對飲食文化研究亦能有所貢獻。

南社（1909-1923）一向被定位為具有革命、進步等特徵的晚清社團，研究者多就其排滿志向與政治傾向投以關注。然而，民國建立後，甫成立兩年的南社已達成推翻滿清的目標，實際的活動其實更多是在民初進行。南社社員遭遇新的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等多重衝擊，既與不同政治態度的前清遺民／遺老互往頻繁，也參與新文化運動行列。再者，南社長期被認為以上海（含江、浙一帶）為其「天下」，其他地區的社員行跡較少被探究，事實上，北京興起新文化運動之際，吳虞（1872-1949）、黃節（1873-1935）、沈尹默（1883-1971）、吳梅（1884-1939）、黃侃（1886-1935）等南社社員都在相關報刊發表作品，並於執教北京大學時期，進行對新、舊文學的教育與省思。 　　故此，本計畫預計釐析南社與遺民社群、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採時間（民初至新文化運動時期）為經，地域（集中上海、北京二地）為緯方式進行，透過對回歸「文本環境」（context）的「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與「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的探討，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觀察民初於上海、北京兩地的南社社員如何尋找安身立命的「異質空間」（heterogeneous space），以拓深南社研究面向。

1. 以利他的精神整合本校含有敘事力的專業課程，以協助師生發現美善的眼睛。 2. 本計畫包括繪本、小說與電影各種敘事的形式，根據多元性與自主性引發學生其主體性，慢慢學習藉由關愛自己進而能夠關愛他人的敘事能力。 3. 不論是繪本、小說或是電影的敘事力，本計畫將引導學生求真的能力，求真不僅僅是追求真理或真相，更是一種對於自身與他人生命真相的探索能力。 4. 建立『發現美善的眼睛』的教師與TA共學社群，每週共學如何念恩與待人著想，提升教師與TA自己的生命價值。 5. 向全校專業課程或通識課程分享用如何運用多元的敘事力與利他的實踐精神，做為提升大學理想性與社會價值的典範學校。

近代文學史上，梁啟超（1873-1929）扮演啟蒙者角色，而南社與同光體詩人則是近代至關重要的兩個群體，三者在報刊、文人交誼上互有交集。然而，南社與梁啟超、同光體向來被視為對立群體，研究者多從維新／革命╱遺民等固定視角度論之，三者關係不易釐清。故本研究企圖重新詮釋梁啟超、南社與同光體三者關係，以釐清近代文學場域中啟蒙、革命與遺民的定位與移位現象。申請人擬結合、拓殖近年在南社、梁啟超、晚清敘事詩、抒情傳統與轉化等研究基礎，進一步統合同光體入內，透過對回歸「文本環境」（context）的「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與「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的觀察，使南社與同光體詩人在與梁啟超的相互聯結下，突破以往的對立論述，探查更細微的抒情、活動、對話與心志脈絡，使近代文學史的面向呈現更為多元。

1971年，園景建築師與後現代建築理論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提出「後現代」這個名詞時便說：「後現代就像中國園林」;而回到1941年，波赫士的小說〈歧路花園〉以中國園林為範型，由故事中的英國漢學家形構了一種具有多元歧徑、多重主體的歷史與超越國族、疆界的流動認同。以是，此小說經常被視為是後現代小說的先聲。但如果我們將所謂的「後現代」定義為：解構威權的大敘事，以及多元主體、異質同構與流動的疆界等表現，那麼回推到十九世紀後半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我們其實已可觀察到，在馬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小說《利己主義者》(The Egoist)中，不但在文本的內容與形式上具有這些特質，也與當時西傳的中國園林有關。此小說是以英國當時繪有中國園林元素與樣貌的「柳景紋樣」仿中國青花瓷盤以及由英國所編撰流傳的「柳景紋樣」故事為為對照架構。「柳景紋樣」也與書中具「利己主義」信念的主人翁的名字有著字音相應但意義相反的關係。這些都使人聯想起英國在十七世紀末之前流行的是法國與荷蘭風格的幾何式、有秩序的造園方法，但受到鄧普在1685年所引進其所謂中國園林美學的Sharawadgi (散亂無紀)造園法則的影響，西方理性主義風格的造園法開始受到質疑，不但英國的造園風格逐漸被影響，更如勒夫喬伊所提出的：浪漫主義思維與文學也似乎因此興起。著眼於這些觀察，本研究計畫擬詳細解讀《利己主義者》文本，析論其中的後現代思維，對照其對「柳景紋樣」的應用，再以中國園林美學來討論「柳景紋樣」意象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及文化在解構威權、多元主體等方面的意義。期能藉此上溯西方「後現代」思維的發展源流，建立一脈以「中國園林美學對西方的影響」為主徑的系譜。

明清女性劇作家在戲曲中對於戲劇場景的形塑、設計與與運用，往往透露出她們對於空間意義的理解、想像或進一步詮釋與定義。當她們讓筆下的角色以不同方式安身、徘徊並跨越於各個具體或想像時空時，空間與個體之間所開展出的相互詮釋關係，往往與女性真實生命脈絡與文學經驗相互呼應，並進一步傳遞出劇作家所欲展示的情感與慾望。 我將透過對於劇作的細緻梳理，分析女性劇作家如何將自身的生命經驗轉化成劇本中的空間書寫，除了展示出生活空間裡的流動情感與權力關係，並藉由劇本的寫作突破真實人生所受到的身體/空間侷限，以文字大膽遊走原為女子禁忌的現實場域或承載願望的想像空間；在虛實空間中挪移的過程裡，說明了她們對於現實世界的認同或超越，並傳遞出其最綿密而深刻的想望。 藉由對於這些劇本創作的析理，我同時也希望釐清明清女性在掌握了書寫的話語權之後，如何擅用戲曲的虛構本質與創作自由，透過文字從閨房出走，闖蕩原為男性所佔據的各個社會場域，也跨越到屬於男性的戲曲文本疆界，從模仿開始並進一步重新形塑文本空間，使其成為符合自身傳遞生命情思的文本形式。

本研究計畫名為「良知鍊金術：陽明及其後學的『金』、『丹』之隱喻研究」，是申請人近年陽明學隱喻研究系列的延續。 本計畫將以陽明及陽明後學的「金」、「丹」隱喻為研究對象，預以「文獻學與思想史研究為基礎」，輔以「隱喻研究視野」，作為方法論的原則與具體操作。前者指的是謹嚴、紮實的文獻學研究與思辨、分析並重的思想史研究，是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的根柢。後者指的是本計畫受到雷可夫（Geroge Lakoff）、強森（Mark Johnson）「概念譬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啟發，將以這套理論作為研究視野。其理路如雷可夫、強森所云，「隱喻」的產生，是以一類事物去體驗、理解另一類事物的結果，此中可形成「來源域」（source domain）朝「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活動，而這活動中起作用的是肉身經驗。並可將隱類型喻分為「結構譬喻」（structural metaphors）、「空間方位譬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和「實體譬喻」（ontological metaphors）。隱喻類型的不同，意味著思維內容和模式大有所別。 本研究計畫將運用上述方法論，討論陽明學的「金」、「丹」隱喻類型與內容。並由此研究陽明及其後學如何運用是喻具象化並建構其思想。在 這基礎上，本計畫將觀察「金」、「丹」隱喻的身體經驗作用，以及明代物質科技文明在此喻形成過程中的影響。 本研究計畫擬將研究成果，寫作為兩篇研究論文，並於專業學術刊物發表。意在就教同行專家之餘，亦建請學界注意此議題的重要性。

龔自珍（1792-1841）與梁啟超（1873-1929）乃南社社長柳亞子（1887-1958）的「兩尊偶像」，同時也是攸關近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指標性人物。歷來從事二人研究者不少，探討二人對南社影響者亦有之，但多數聚焦於集龔現象與承繼梁啟超詩界革命的討論，對於二人與南社的關係仍存在諸多待解且重要的議題。 本計畫擬結合、擴建近幾年研究晚清敘事詩、南社、近代文學等經驗，透過回返「文本環境」（context）的方法，進行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重新探討龔自珍、梁啟超與南社之關係，以得見近代文學抒情轉化現象與建構近代文學史的內容。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語言發展的規律也往往是不斷重複的歷史。如同六朝詞彙有南 北異同現象，而現代的兩岸也同樣有用詞差異問題。就比較研究角度來看，前期計畫中古詞彙更 替系統研究的方法是否也適用於當代？是否需要針對現代的情況而相對應地做出適切的調整。而 現代詞彙比較研究是否也能回饋於古代的研究。這些都是本期計畫的重要課題。 本計畫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援古入今」，以研究南北朝的經驗來觀察現代兩岸詞彙。 申請人連續執行七年中古詞彙研究計畫，統整「詞彙雙音化」、「中古南北異同」、「常用詞更替」 三方面所提出中古詞彙研究新方法—將常用詞更替放在雙音化的脈絡下來觀察，則南北的差異便 昭然若揭。本期計畫將嘗試拓展研究延伸到現代兩岸詞彙。在南北朝兩岸詞彙研究逐漸有了眉目 的現在，用一個歷史比較的觀點去看現代兩岸詞彙的差異。找出一個系統的差別，而不僅只是零 散的單詞收集。 第二階段「借今鑒古」，將深入研究古今兩岸外來語的使用。南北朝因翻譯佛經之故，詞彙 中外來語大量增加。至於現今天涯若比鄰，外來語也是日常常見。兩岸如何處理外來語，古今有 何異同，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第二階段將先從現代起步，以可驗之口吻的現代語音系統為經 緯，研究現代漢語外來語，找出兩岸成系統的差異。而後以此為借鑒，反顧南北朝佛經外來語， 尋找南北的差異。 本期計畫不但開發了一個全新的課題，同時藉由古今兩岸的的互攝互融，比較異同，找出詞彙研究的系統方法。

本研究計畫名為「『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陽明及其後學的『日』之隱喻研究」。主要以陽明及陽明後學的「日」喻為考察對象，從中確定陽明的「日」喻原型。由是切入討論此「隱喻原型」與陽明義理間的關連，以及背後所蘊含的身體經驗基礎。藉之觀察陽明後學如何運用此「隱喻原型」和「隱喻思維」，以建構其思想，並視其所需調整「日」喻架構。 本計畫於研究方法上，擬以「文獻學與思想史研究為基礎」的「隱喻研究視野」，進行方法論的開展。「隱喻研究視野」，所藉助的是雷可夫（Geroge Lakoff）、強森（Mark Johnson）「概念譬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裡的以下洞見。首先，「隱喻」的運作，奠基於肉身經驗之上。其次，隱喻的成因，實乃「來源域」（source domain）朝向「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穩定映射活動。最後，「隱喻」的三個主要類型範疇，分別是「結構譬喻」（structural metaphors）、「空間方位譬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和「實體譬喻」（ontological metaphors）。至於「文獻學與思想史研究為基礎」，係指上述「隱喻研究視野」，會立基於「文獻學」與「思想史」兩重方法，即紮實的文獻學研究與思辨的思想研究的互為體用上。 本研究計畫擬將研究成果，展現為兩篇研究論文，並嘗試發表於專業學術刊物，就教於學者專家。以期學界注意此議題的重要性，進而能拓展並深化相關領域的研究。

近代是中國文學從古典向現代形態過渡的關鍵時期，詩歌在中國的抒情傳統中心地位亦逐漸轉化，無論是詩歌或詩話，均呈現出新的創作形態與藝術追求。 本計畫擬結合、擴建近幾年研究晚清敘事詩、南社詩話、近代文學的經驗，重新就詩歌「抒情言志」的重心轉移，亦即「抒情傳統」之外的「詩史」論說傳統，探查近代如何透過詩歌去究問「現實世界」，在面對新興詩體的論爭過程中，又是如何透過詩話訂定詩歌品賞的標準、重構詩學的歷史。本計畫擬以近代詩歌與詩話為對象，探查其潛在的敘事原素，以及詩史、詩學史建構等現象的文學史意涵。

本計畫預計研究中古詞彙中與頭部相關的詞彙：名詞類的頭、首、眼、目、顏、面、耳、口、嘴、牙、齒；與相關動詞如視、見、觀、看、聆、聽、聞、言、語、謂、說、咀、嚼、咬等。整理詞彙語義網絡、分析南北雙音組合與詞彙更替異同，以期未來可將結果整理成辭典形式，作為建構中古詞彙語義詞典之張本。此詞彙語義詞典為一分類詞典，以語義範疇分類。本計畫統整「詞彙雙音化」、「中古南北異同」、「常用詞更替」三方面研究中古詞彙。分析中古同義聚合中所有單音與雙音組合，並詳細比較南北文獻中具有詞彙更替現象的古語與新詞，據以鉤勒出中古詞彙語義網絡並說明南北詞彙異同。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將是多面向的。在中古詞彙研究上，除了能解開「顏之推謎題」中提及詞彙部份的南北異同外；在常用詞更替方面可分析出單音詞和雙音組合的不同更替原則；至於雙音化問題方面則能歸納出雙音化類型並描述其演變歷程。在實際運用面則將規劃編輯中古身體詞相關語義詞典及詞彙教學教案。

小學明然後經學明，字詞精確訓解為讀經前提，然而經書注解除了經文內之外，多作經文外的義理延伸，除了屬於科學思維的訓詁考據，屬於義理延伸的經典思維外，在經典的解釋中還有一些不屬於這兩個範疇的思維形式，值得加以考察探究。本文以《詩經》舊注為例，分別從移情與感覺、混淆與誤解、直觀與想像、民俗與信仰、興到與想像、物象與比德、異類轉化與相親等七個面向，探討訓詁考據之外《詩》義解釋背後的一些問題，發掘傳統經學的解釋特點，係以美善為前提，並以此來逆詩人之志。詩人用物象曲折傳達人事，注家將詩義發揮於政治教化，若以科學的態度來檢驗舊注，往往背離詩人作意，並對舊注妄加批評。精確的訓詁考據有益於詩義的理解，科學的求真態度更有助於理性瞭解詩中名物，然而經學、文學與科學本質不同，如何兼顧科學的理性思維，經學的道德教化與文學的審美藝術，是為《詩經》詞語解釋時不可繞過的議題。經學的解釋特點，形成我國解釋學的主要模式，因此要瞭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以《詩經》詞語的另類解釋方式為考察，也是可以進行的一個視角。 關鍵詞： 詩經、訓詁、考據、解釋、思維

《明史‧文苑傳》對明代詩學的發展，有個概括性的論述，一般文學史也都沿用其論點。大抵以勳臣、臺閣、茶陵、前七子、唐宋派、後七子、公安、竟陵為論述主軸，而終止於錢謙益、艾南英、張溥、陳子龍等四人。事實上，《文苑傳》在內文中，試圖論述蘇、浙、閩、贛、廣等明代五大地域詩學的特質，卻為文學史的撰述者所忽略。而晚明復古、公安、竟陵等詩派的相互交會、相互影響，造成詩學多元主張的現象，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 曹學佺(1575-1646)，福建侯官人。22歲進士，授戶部主事；26歲中察典，調為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滯留此地10年，帶來萬曆以後南京詩壇最後的一場盛況。曹學佺編選《石倉十二代詩選》，亦肇始於此期，其中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關注在明朝當代。他蒐羅當時代的詩集，崇禎三年起，從中編選出800卷以上的明詩選集。書版因兵燹被燬，全書散逸，四庫本收錄僅存506卷，其中明初、次二集共280卷。 能表現曹學佺對明代詩學發展的見解，可以勾稽《石倉全集》中序、碑、傳、狀、銘、書信等相關詩論的文字之外，《石倉十二代詩選》有關明詩選的編成，也是個重要的資料。此部詩選，北京圖書館存有888卷。上海圖書館所藏卷次相埒，內容則有出入，有些已散碎，不允借閱。最完整的詩選集，根據鄭振鐸紀錄，禮親王昭槤(1776-1833)家藏有1743卷，已經散入書肆，幸有1200多卷輾轉到了日本京都大學。與北京、上海相較，有200多卷為海峽兩地所無。 本文從曹學佺及相關友人文集中，蒐羅並比較閩派各家詩學主張，並且希望盡全力從北京、上海、京都、東京各地輯出《石倉十二代詩選》的原貌，從此部選集中的序、跋、夾註等文字，來復現曹學佺編選明詩的歷程，從中得知曹學佺別於公安、竟陵詩派的明詩史觀，更可以補苴晚明詩史論述的不足。

南社（1909-1923）乃近代重要文社之一，由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人創立。學界雖公認南社以傳統詩為創作主體，但長期對社員大量且重要的詩話缺乏關注，有鑑於南社社員在當時的影響力，以及詩話作者、作品分布廣袤，致使研究零落的現象，申請者近年執行國科會相關計畫以來，透過深度考掘與南社學界的協助，至今已掌握約百種以上的詩話文本，並在既有之「南社詩話考述」、「南社詩話史建構」的基礎上，恒切進行探究，是以研擬「《南社詩話全編》編纂計畫」與「南社詩話主題研究」兩大主軸，為研究重心。含南社詩話文本為依據（含報刊、叢書、個集之收集），進行全文輸入、點校、編纂的出版計畫，以具體呈現近年考掘材料之成果。另就南社詩話規畫主題研究，分鑑古、論世、開新三類進行之。 本次計畫預計對學界具有提供南社詩話文本、歷史文獻，建構與拓展近代詩話版圖與南社詩學研究等多重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南社、詩話、近代詩話、詩話史、晚清、詩學、唐宋詩之爭